興義知府張锳“加油”助學考述
張锳（1793—1856年），字又甫，號春潭，直隸南皮（今河北南皮）人，晚清重臣張之洞之父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張锳被授予興義府知府，在此工作生活十余年。張锳對興義府教育的主要貢獻是設法為貧寒士子籌集“膏火費（燈油費）”等教育資助，完善了從義學到書院、從賓興到公車的整個科舉考試的資助體系。
膏火減少 寒士求學難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張锳到任興義府知府后就面臨珠泉書院經費不足的問題。興義府書院的建設可追溯到乾隆時期的南籠府。據乾隆《南籠府志》記載，南籠府書院始建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，位于南籠府城北魁星山，因面臨九峰，遂名“九峰書院”。后因其地狹隘，將書院搬遷至東門外試院之中，名為“珠泉書院”。嘉慶二年（1797年），珠泉書院毀于兵燹。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，東門內昭忠祠被改建為桅峰書院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知府谷善禾以十八先生祠增修書院，仍名為珠泉書院。
據張锳上報《詳請變通書院章程稿》記載，珠泉書院經費來源為“棉花行抽收厘金”。棉花是興義府重要的物產之一，《興義府志》在《物產·貨屬》中將其列為首項。起初棉花利潤較為豐厚，嘉慶十七年（1812年），售棉花銀一兩可以捐出二厘五毫作為書院經費，主要用于書院山長的津貼、生童的膏火費。“膏火”本指士子夜間讀書所用的膏油燈火，后成為官府、學校發放給學生的臨時獎賞或定期津貼的代稱。清代膏火制度設立于雍正時期，目的在于輔助學校教學與推行考課教育（宗堯、鄧洪波《教養分離：晚清學?！案嗷稹敝贫雀飶U的歷史考察》），進入書院學習的士子都有膏火補助。“清代書院的膏火獎賞制度……是對‘寒士’的一種‘補償’福利，保障了科舉選士的公平性”（劉琪《清代書院的膏火獎賞——以助貧養士為中心》）。發放膏火費資助寒士安心讀書，是科舉公平的重要舉措。
咸豐《興義府志》載張锳建興義府試院圖（圖片轉引自唐保華《張锳年譜長編》）
至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，棉花行抽取的厘金除滿足書院各項經費外，還有盈余，“山長脩金及加增正副課、生童膏火并監院委員薪水各項外，尚能贏銀三四百兩”。由于興義府城（今安龍）距離省城、京城路途遙遠，贏銀主要用于“賓興”“公車”?！百e興”是士子赴貴陽參加鄉試受到的經費資助，“公車”是士子赴北京參加會試受到的經費資助。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后，棉花行利潤逐年減少，難以維持書院膏火等各項費用，“每年所捐厘金尚難敷書院生童膏火”，導致“連年減課”，“賓興”“公車”費用也逐年減少。
科舉時代，貧寒學子若想走科舉之路，要歷經“義學到書院”的求學過程，參加童試（各府內）、鄉試（省城）、會試（京城），每一步都需資金支持。隨著棉花行利潤減少，資助士子的經費大幅減少，“原定賓興銀四百兩，己亥科（1839年）減至三百兩，庚子科（1840年）減至二百兩”，減幅達1/3。公車經費減幅更大，“原定公車銀二百兩，庚子科（1840年）減為一百八十兩，辛丑科（1841年）減為一百二十兩”，減幅達40%。對于貧寒士子來說，自身沒有經濟來源，膏火費和其他科舉考試費用的減少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科舉之路。張锳在報告中表達了自己的憂慮，擔心對寒士的資助越來越少，不利于“培文教而勵單寒”。
籌集資金 科舉全免費
張锳對寒士的境遇感同身受。他自幼父母早逝，家境貧寒，“艱苦卓絕”（《興義府志》），令他深知寒士讀書的不易。他的科舉之路充滿坎坷，六赴會試而不中，使他能深切體會寒士趕考的艱辛。在咸豐《興義府志·學校志·試費》中，張锳感嘆“自念一介寒儒，幸叨科第?；貞浳裟旮霸嚕D苦備嘗，況味依然如昨”。因此當他“一行作吏”成為地方官員，“有不為寒士周籌而心不安者”，立志要做到“自童子試至鄉會試，有款無費”。為寒士從發蒙讀書到參加鄉、會試，籌集學習及科舉考試的資金，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，“俾寒士得圖上進，共相琢磨”。
剛到任的張锳立即走訪地方紳士，悉心籌劃。義學是政府供貧寒子弟免費就讀的學校，府一級書院主要供通過童試考取的生員（秀才）就學。興義府原有義學4所，為保障更多貧寒子弟能入學，張锳又增設兩所義學，興義府義學達6所。義學和書院是地方教育的重要機構，是貧寒子弟求學的基本途徑，張锳對此有深刻認識，他認為“義學與書院相表里，有義學，以端蒙養；有書院，以教成材”。張锳在教育上不打折扣，要求不準克減分毫，必須保障教育經費。
隨著棉花行利潤減少，義學和書院經費減少，加上前任知府任意克扣，“鄉、會試費克扣虧短，多士頗有怨言”（《興義府志》）。張锳決定將棉花行的厘金專門用于書院和義學經費，“于棉花行內，歲撥銀三十兩，連舊有田谷，分為六堂義學延師之資。又按月撥銀一兩，分作背書獎賞。其余厘金，專供書院經費。”至于歲試和科試的考試經費，張锳得到興義府士紳的大力支持。安龍人景壽春是嘉慶十五年（1810年）舉人，此后一直未考中進士，與張锳境遇相同。據《貴州通志·人物志》，景壽春于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經“大挑”一等以知縣用，歷任江蘇督糧同知、鎮洋縣知縣、長洲知縣、通州知州、徐州知府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鴉片戰爭事起，景壽春率鄉勇防堵，“卒于官”。景壽春關心桑梓，任丹徒知縣時捐銀500兩，修復興義府城內文廟。署通州知州時，又捐銀2600兩購買田地作為歲、科試卷田，捐銀1000兩作為鄉試試卷應試費用。
按照規定，“文武童生入學應備覆試卷冊及學官贄儀”，但對于寒士來說，這點試卷費和給學官的禮品費都很難拿出來。張锳深知寒士之苦，決定這點費用也不讓寒士們出。他“于廟工余銀內撥銀二千兩，發銅鉛肆生息，月息銀一分五厘，歲收銀三百兩，以百兩為育嬰堂經費外，以二百兩供學官，永免贄儀、冊卷諸費”（《興義府志》）。
興義府士子參加鄉、會試所需“賓興”“公車”費用每次銀600兩，張锳細心謀劃，“查府學舊有存商生息銀五百兩……廟工捐項余銀內撥銀一千兩……以上本銀一千五百兩歲收生息銀三百兩，以十年計之，共得息銀三千兩。按正科三次需銀一千八百兩，即遇恩科兩次，亦足敷用”（《興義府志》）。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讓貧寒士子“自發蒙至中進士，從師赴試有款無費”。
興義府人嚴以正在《修興義府南路碑》中所記張锳到任后所做六件實事，即建試院、修書院、嚴課試、增經費、培招堤、開水道，前四件都與教育有關。據張锳之子張之清所撰《中憲大夫署貴州貴東兵備道又甫府君行狀》，張锳在興義府建成了科舉考試的完整資助體系，貧寒學子只要能讀書，全部免費，“義學、卷田、賓興、公車諸色目，使府人自束發受書，以至成進士，不用一錢”。士子們只管安心讀書，奮志潛修，文風益蒸蒸日上。
修府試院 勸學人才興
興義府試院是興義府所轄地區童生參加院試（考取秀才資格）及歲試、科試（考核生員學業）的考試機構，是興義府人文發展的象征。府試院始建于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位于興義府署右側，嘉慶六年（1801年）后改建于城東北三里。張锳到任興義府時，府試院已多年未加修葺，破舊不堪，號舍不滿五百，不敷使用，加之離城太遠，士子考學極為不便。張锳決定在“府城內舊東門直抵北城墻”購地近10畝，用于遷建興義府試院。為籌措建設經費，張锳率先捐銀1000兩，府轄各廳、州、縣官紳都紛紛捐款，前后共捐銀達3萬余兩。從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三月，至當年九月，半年時間，府試院即修建完成。新試院工程浩大，號舍可容納1200余人，煥然一新。
新修的興義府試院正好位于安龍鄉賢李賢經、李瓊英祖孫舊宅處。李賢經是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庚戌科進士，是安龍歷史上第一個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、散館授檢討，歷任山西道、陜西道和山東道監察御史。御史有“聞風言事”的職責，據《清實錄》記載，李賢經建議皇帝將瑣屑細務交由下級官員辦理，對皇帝政務處理權進行限制，被學界認為是中國近代觀念的萌芽。李瓊英是舉人，早在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張锳初到貴州任職時就與其相識。李瓊英曾任思州府教授，后任職貴山書院，詩文造詣深，著有《旨遠集》，終老貴陽。安龍的李氏舊宅年久失修，張锳復建李氏故宅，因李瓊英號他山，特名“他山樓”，以此紀念李氏，勉勵學子以翰林李賢經、舉人李瓊英祖孫為榜樣，在科舉考試中能榜上有名，振興家鄉文教。
張锳用心良苦，在李氏故宅處建“植桂軒”。因為鄉試在秋天舉行，正是桂花開放之時，寓意興義府學子在鄉試中能“蟾宮折桂”。張锳在植桂軒處種植了6棵桂花樹，10年后的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，6棵桂花樹全部開花，當年興義府有4人在省城貴陽鄉試中考中舉人，另有張锳之弟考中順天府舉人。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張锳之子張之洞考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，時年僅15歲。考中舉人數恰好與6棵桂花樹數目相同，令張锳大喜過望，作《植桂軒記》。
張锳在植桂軒旁建了座“望杏樓”，會試在春天舉行，正是杏花開放的時候，“望杏”寓意士子們在會試中能高中杏榜。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的喜事不止是6人中舉，還有1人考中進士?！吨补疖幱洝芬晃挠浭鱿特S二年（1852年）春，“古杏吐花極盛”，安龍人景其濬考中進士。景其濬后任陜甘學政、河南學政、詹事府詹事、安徽學政等職，官至內閣學士，是晚清著名收藏家，迄今其藏品流布世界。
張锳為府試院所寫楹聯中也表達了對興義府科舉人才勃興的企盼“卜地得居中，前憑玉案，后倚桅峰，獨據山靈鐘秀氣；凌云期直上，秋捷桂林，春游杏苑，都從棘院發先聲”。
張锳對科舉的執著不是為了沽名釣譽，而是期望振興地方文教，為國家培養人才，促進經濟事業發展。在《植桂軒記》一文中，他坦言：“夫吾人讀書，豈僅為科名？科名者，事業之階梯耳。余愿郡士聯翩掇高第，居清要，為棟梁材，異日經濟事業更越景叔、文正而上之?！蓖蹙笆澹醯v，是北宋宰相王旦（謚號文正）之父。日后張锳之子張之洞官至軍機大臣，是晚清社會變革重要歷史人物，張锳與王旦頗有相似之處。
添燈助學 “加油”廣流傳
張锳的努力使興義府的教育事業逐漸發展起來，產生了深遠影響。據安龍縣地方文史學者唐保華不完全統計：自張锳出任興義府知府（1840年）興學重教以來，直至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清廷下旨廢除科舉（興義府于1909年舉行了最后一次貢生選拔），原興義府所轄地區（含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盤州市）涌現出文武進士6名、文武舉人96名，另選拔各類貢生近300名。
張锳是黔西南地區歷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，正是他的苦心培育，帶來了興義府（黔西南地區）的代代人文昌盛。
晚清時期黔西南的筆山書院名師薈萃，其中以開通貴州新學之風的原學古書院山長、黔中大儒雷廷珍和他的學生——冠絕京華的一代通才姚華、中國國會請愿第一人熊范輿最有名。他們受聘為筆山書院山長，將學古書院的新學之風帶到黔西南，培養了新式人才。光緒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留日歸國的貴陽舉人徐天敘出任筆山書院最后一任山長，帶領13名學生赴貴陽投考新式學?！F州通省公立中學堂，全部被錄取，排名前列，一時轟動全省，黔西南人才勃興已初現端倪。
至民國時期，黔西南人才呈現異軍突起之勢，貴州唯一，全國少見，成為一種特殊現象。短短30年間，群雄聚起，活躍于國內政壇，領一時風騷。據《盤江歷史風云人物》記載，民國時期，黔西南人物中產生了兩個國民政府部長：軍政部長何應欽（興義人）、交通部部長王伯群（興義人）；五個省長（包括省主席）：貴州省省長劉顯世（興義人）、袁祖銘（安龍人）、李曉炎（貞豐人），貴州省代省長劉顯潛（興義人、劉顯世堂兄），河南省代省主席劉燧昌（劉顯世子）；五個司令：黔軍總司令王文華（興義人、王伯群弟）、國民黨十九兵團總司令何紹周（興義人、何應欽侄）、起義將領國民黨十九兵團副司令王伯勛（安龍人）、福州軍區副司令楊濱（安龍人）、貴州西路縱隊司令王海平（貞豐人）；四個軍長（包括副軍長）：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韋杵（安龍人）、國民革命軍第八十軍軍長王文彥、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副軍長陳弦秋（興仁人）、北伐軍第十軍副軍長何輯五（興義人）。
黔西南百姓至今仍忘不了張锳為興義府作出的杰出貢獻，《原任興義府知府南皮張公遺愛祠碑記》，記述了他全心教誨士子的事跡：“郡人秀異有志者，每于課試書院，日集于一堂，論學談藝，課卷皆手評定之，或召入署，從容款接而教誨之。我郡處僻，艱得師友、圖書，自沐公教，鼓舞摩厲，才俊輩出，文化之興，公之力也?！逼胀癖妱t口口相傳他為貧寒士子無私付出，日日“添燈油”勸學的故事。時過境遷，張锳的故事在安龍、在黔西南、在貴州乃至在全國愈傳愈廣。
（本文系黔西南州社會科學院界聯合會委托課題《“加油文化”內涵特征及踐行路徑研究》階段性成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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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文刊于《文史天地》2025年第8期」「趙青，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、貴州省黔學研究院研究員；鐘慶，貴州鄉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