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之洞筆下的興義府情結
說起晚清歷史，張之洞是一位始終繞不開的人物。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，他以濃烈的家國情懷，孜孜尋求國家振興之路，為中國近代工業、教育、軍事等方面的發展作出了貢獻，成就可圈可點。而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亦不俗，十二歲便出版了個人詩文集《天香閣十二齡課草》，現有《張之洞詩文集》等流傳于世，堪稱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詩文大家。他的筆下，貴州興義府（今黔西南州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。皆因這里是他的成長地，記錄了他少年生活的點點滴滴。
清道光年間，普安縣丞陶石宗分理新城（今興仁市），他是時任興義府知府張锳的忠實粉絲。仿效張锳興文重教，也非常注重文風的培植，自己修建了一個書齋，名曰“知足”。公務之余，同縣里的高雅之士、風流文人朝夕相處，以琴鶴寄托興致，借詩酒暢談心曲。
張之洞
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冬，陶石宗來到興義府城（今安龍縣城）向張锳匯報工作。說起知足齋時，言語之間透露出希望上司賜以墨寶的想法。陶石宗為官勤勉清廉，深得張锳賞識，他的請求，張锳欣然同意。于是，張锳叫來其子張之洞，讓其代筆為知足齋寫序。
斯時，張之洞年方十一，雖然年少，但文采飛揚，詩詞文章早已是府城文人雅士爭閱的對象。聽得父親吩咐，張之洞不敢怠慢，沉吟片刻，隨即揮毫疾書，寫下四百余言的《知足齋序》。
序文借用父親張锳的口吻，稱贊陶石宗“君子素位而行，不愿乎外，新城分理，幅員雖狹，能使政簡形清，足矣！能使獄訟衰息，足矣！能使時豐歲稔，政通人和，足矣！此石宗之觀天下于一隅，而淹久于新邑之所以為足者也。”字里行間，由齋名而及人，既有肯定，又包含勉勵和關懷。拳拳之意讓陶石宗大為欣喜，亦十分感動。
張锳舉人出身，大挑入黔，自身學識淵博，詩詞歌賦無一不通。到任興義府知府后，將“官好不如民寡訟”作為座右銘，興義學、修試院、建義倉，舉賢能、育人才、體民情，勵精圖治，且待人處事謙和，深得下屬和民眾敬重。無論官吏鄉紳，前來求要墨寶者大有人在。早的時候，張锳皆是自己動筆，隨著張之洞逐漸年長，張锳皆有意讓他代勞，借機磨煉他的文筆。
普安縣令高式如剛一到任，便被縣境內一個叫龍溪的地方所吸引。因為這里盛產一種質地堅硬的青色巖石，用它制作成的硯臺色澤溫潤、質地細膩、堅實耐用。高式如尋了一方做工精致的硯臺，特意帶來給張锳品鑒，并請求張锳為之寫記。毫無例外，這個任務又落在了張之洞頭上。
《龍溪硯記》洋洋灑灑六百余言，文風凌厲縱橫，揮斥方遒。張之洞認為，“美，因人而彰；物，待時而著。”硯臺的價值，在于遇見它的名士，并稱高式如就是名士，珍惜硯臺實則是重視人才，“所以龍蟠鳳逸之士，皆欲收名定價于君，吾知必能發其經綸之用，仲其干濟之才。”最后以“頑石非靈，靈因其人，得一知己，千古嶙峋”點題，顯露出張之洞少年時期的人才觀。
《龍溪硯記》讓龍溪硯聲名鵲起，在興義府風靡一時，被一些大戶人家和文人雅士爭相收藏。時至今日，龍溪硯的制作技藝仍然在普安縣傳承，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受父親的熏陶，張之洞喜好結交文人雅士，除同齡人外，還有不少忘年之交。景幼嘉二十出頭，是興義府城有名的青年才俊，與張之洞私交甚篤。生員出身的他被選拔為黃平州訓導，不日即將赴任。一眾文友聞之，紛紛寫詩送行。張之洞則別出心裁，專門寫了一篇序。
《送景幼嘉之官黃平序》中，張之洞贊譽景幼嘉“夫子之學最醇，而不事異同之辨，子之身最潔，而不為嶄絕中之行”，鼓勵景幼嘉不要因為黃平是偏僻清冷之地而心生惰性，“惟崇經講道，愛士施仁，說禮樂而敦詩書，先器識中而后文藝。張之鐸教，被于弦歌者，此子之志……”可謂情真意切，希望景幼嘉秉承本心，教化一方，蘊含了少年張之洞的教育觀。
興義府城曾是南明永歷王朝建都四年的地方，發生過南明歷史上有名的“十八先生之獄”事件，流傳著“十八先生”忠誠護主、慷慨就義的故事。張锳“家世以儒學顯”，張之洞自幼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，“十八先生”忠義之舉讓他產生了深深的敬意。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張锳重建“十八先生祠”于興義府試院右側，祠中有敬義堂、流芳亭、得月臺、天香閣、不系舟、懷清亭、多節亭、亦愛吾廬、凈香池、騁懷樓等諸多建筑，名稱皆彰顯出“十八先生”之氣節。祠成，張之洞主動請纓，寫下《吊十八先生文》。
吊文有對“十八先生”“義著前朝，名垂萬世”高尚氣節的高度贊賞，又有對“十八先生”“抱九地九天之智，莫可施為”生不逢時的痛惜。“縱難從隔代以執鞭，每欲吊英雄以片紙”道明寫吊文的初衷；“洞也趨庭鯉對，稽古馬場。幼讀史書，丹忱致慕”闡述自己幼時，父親就常用“十八先生”的事跡來教導自己；“來瞻嶐冢，雪涕沾襟”表達對“十八先生”的由衷崇拜。
觀張之洞一生，即使面對國家危難，他也始終堅持致力于國家之富強與民族之振興，可見“十八先生”對他的影響之深。
張之洞的作品，很注重社會風貌的描寫，寫府城春節：“笙蕭齊奏，一陣春聲透。鑼鼓冬冬非復舊，又是新年時候。前歌后舞齊，嘩燈懸彩家家景。”元宵節：“燈火樓臺錦繡筵，滿城蕭鼓盡喧闐。”盡是熱鬧喜慶的場面，間接反映了其父張锳治下的興義府，社會安定、民風淳樸。恰如他在《半山亭記》中所寫：“家大人先守是邦，文風雅俗，煥然一新，故常與民同樂者也。”
不僅如此，張之洞筆下民眾勞作的場景也極具詩情畫意。寫府城春耕：“春郭連宵雨，何人看曉耕；泥香千頃滑，鋤響百花晴；畫靄雙犁活，天迷一鏡平；推開空碧影，踏碎落紅聲。”鋤地耕田就是天地間一道靚麗風景。寫采野生菌：“花仡兮仲女（布依女），荷笠兮攜筐。陟崎嶇之鳥道，登崱屴（高山）之羊腸，非佳節而挑菜，豈春盡而尋芳。采將奇菌，佐我羹湯。”布依女子的倩影和愜意躍然紙上。再看其詩《綠樹村邊》，有樹林蔥郁、落花繽紛、云霧繚繞、炊煙裊裊的村落，有勞作晚歸的人們，還有翹首等待的孩童，恍若世外桃源。
張之洞關注民生，致力國富民強道路的探索，大概由此而始吧。
張锳任興義府知府期間，將府城北海子的招堤加高加固，建省耕亭，并于湖面廣植荷花，在金星山上修半山亭，為府城民眾造就了一處“十里荷塘”風景名勝，旨在“翁之樂山林者，倩同參鳥語花香”。受此影響，張之洞少年時期的作品，與荷塘有關的不在少數。
“荷聚珠盤露，高人此試茶；綠沈銀盞液，清啜玉壺霞……”《荷露烹茶》意境優美，形象地再現了在荷塘之畔，用荷葉上的露珠煮茶淺啜的情景，高雅而脫俗。
《賞荷節事》中，張之洞不吝筆墨描繪雨后荷塘，以“畫欄迷紅云鎖翠”描寫荷花繁茂，用“藕花香過小紅橋”形容荷花的清香。“采蓮歌罷濕云飛，半抹斜陽落翠微”則借喻美景讓人流連忘返，夕陽西下仍不自覺。最后還是“白鷺有情還送客，綠楊陰里帶香歸”。人在景中，景在畫中，令人遐想。
以荷葉為杯，用簪或其他尖銳小物刺破荷葉蒂心，使其與葉柄相通，再輕輕吸吮，美酒就帶著荷葉的香氣入口，別有一番風味。這在古代被稱為“碧筒杯”或是“碧筒飲”，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唐代詩人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中，是文人墨客中極其流行的風雅之事。興義府城雖然地處偏僻，但“十里荷塘”盛產荷花，且張锳興文重教，文風蔚然，“碧筒杯”自是屢見不鮮。為此，張之洞專門作了一篇《碧筒杯賦》，開篇即點出，荷花舞動，香氣襲人，在荷塘上方亭里納涼的雅士騷人盤坐于席上，手搖羽扇，在輕柔的琴聲中對弈，不時端起碧筒杯飲酒，涼沁心脾，悠然賽神仙。真正高雅脫俗，沒有親身經歷，決難體會。
張之洞另一篇《七月食瓜賦》也不失風雅。“別有靈瓜仙李，味凝冰雪，安排玉碗銀甌，簾拖半幅珍珠。綠云影滑，像肖一團翡翠，碧玉香浮”“數枚嫩綠，浮將藻沚花潭。紅樹山亭，呼僮滌暑，翠蘿水閣，留客分甘”等細節描寫細致入微。當然，這些功力除了來源于熟知“浮瓜沉李”的典故外，還在于張之洞也經常親自參與其事。興義府后任知府聶樹楷有聯云：“補柳栽桃仿西湖韻事；浮瓜沉李續南皮勝游。”意思是：半山亭下，仿照西湖的景色韻致，種植柳樹、桃花，點染出江南水鄉的古典娟秀。盛夏時節，文人雅士相約到這亭閣之中，傳續當年張锳邀約半山亭宴會的雅致，品嘗著在冰冷的山泉里浸過的瓜果，消解夏日的炎熱。這說明，張锳時常以文會友，做仿效“浮瓜沉李”之事，作為兒子的張之洞自然耳熟能詳，且一定親自參與過。
“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。”寄情山水，行文人雅事，舒展身心、陶冶性情，推動了張之洞“不與俗人爭利、不與文人爭名、不與無謂人爭氣”人生格言的形成。
張之洞四歲到興義府，直至十八歲方才離開。十四年間，從懵懂幼童成長為立志報國的有為青年，他的心路歷程離不開興義府山水事物的滋養，其作品無不體現了對這方土地上人、事、景、物的熱愛和贊譽。由此他形成了人生“三觀”，更形成了“夫其得及則信孚，信孚則人和，人和則政多暇”的政治見解和經世致用思想，為他后來推動洋務運動奠定了基礎。他一生都牽掛興義府，到老來還心心念念，不忘為興義府辦學堂出謀劃策、出錢出力，甚至還將興義府的青年學子帶在身邊親自培養，可謂深情一片。直到現在，張之洞的這些佳話仍然在安龍廣為流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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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作者 ‖ 王先啟 編輯 ‖ 印象黔西南 ）